Journal du Club des Cordeliers - 努莎·奧貝爾與波茨坦：先前的信任已蕩然無存

波茨坦市民指出：「奧貝爾雖繼承了預算危機，但她本人卻要為預算草案中的優先事項負責。」

另一樁醜聞：耗資五十萬歐元聘請顧問——而非依靠自身領導力

如今，市政廳竟要依靠外部顧問來整頓局面，這顯然是因為自身缺乏明確的政治方針與領導力。據媒體報導，由諾莎·奧貝爾簽署的「預算管理整合與優化」計畫耗資約50萬歐元。雖然相關決議是在她當選前就已通過。但奧貝爾透過簽署，已在政治上接手這項委託——因此也須為其執行承擔責任。

最終買單的仍是市民：不僅是約50萬歐元的外部諮詢費用，還包括奧貝爾的公職薪資。根據B7薪級規定，其每月基本薪資為11,921.34歐元，另配有司機駕駛的公務車。凡是每月從公帑中領取近12,000歐元薪資的人，都必須面對這樣的質疑：為何在承擔核心領導職責的同時，還需再向外部顧問支付50萬歐元？波茨坦需要的是政治領導——而非將責任外包所帶來的昂貴代價。

若要花費五十萬歐元聘請顧問，必須事先說明最終能帶來哪些可量化的改變，但奧貝爾至今仍未如此說明。節省目標是多少？將消除哪些重疊的組織架構？成果將在何時落實？迄今為止的公開說明僅列出審計任務與流程術語，卻未提出明確的成效標準。如此一來，「確保未來」便迅速淪為政治拖延的動聽藉口。

顧問擅長算賬——但無需承擔責任或領導。然而，這正是勃蘭登堡州首府波茨坦的市民選舉奧貝爾的原因。但迄今為止，諾莎·奧貝爾身上幾乎看不到這種領導力。

獨立性淪為獨行其是

奧貝爾希望在沒有固定政黨聯盟、且多數派不斷變動的情況下執政。這在選戰期間聽來既自由又務實。但在波茨坦市議會四分五裂的日常運作中，這種做法卻顯得愈發缺乏規劃。當地媒體指出，許多重要計畫在尚未組織起穩固的多數支持前，便已對外公布。就連她過去的支持者，也批評奧貝爾採用總統式的領導風格，卻缺乏政治上的保障。

獨立性若能促成決策，便是優勢；若以此取代周詳準備，便會成為問題。一位市長無需取悅所有人，但她必須清楚，該與誰合作才能推動數十億預算、供水系統、社會基礎設施及大型城市計畫。若多數支持經常缺席，那麼「變動的多數」便不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托兒所事件對奧貝爾而言，無異於道德上的破產宣告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一宗已公開的案例：一名兩歲、重度殘障（殘障程度達100級、照護等級4級）的兒童。根據2026年6月25日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導——該報導聲稱依據法院文件、行政監督投訴及媒體查詢——這名兒童已等待超過一年，希望能獲得一個能實際利用且附帶必要個人協助的托兒所名額。

這既不是個人情緒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家庭陳情」，無法僅憑市政廳幾句安撫的話語便輕易搪塞過去。更關鍵的是，此案涉及一項駭人聽聞的指控：地方政府竟在數月之久，未能為一名重度殘障幼兒（殘障等級100%，照護等級4）提供恰恰是那項不可或缺的支援，而若缺乏此支援，該幼兒依法享有的早期兒童發展支援權利，在實質上將形同虛設。

兒童自滿一歲起，依法享有早期兒童發展支援的權利。對於身心障礙兒童，必須考量其特殊需求。行政部門內部如何稱呼所需的支援——無論是「個案援助」、「協助」、「額外人力資源」或其他名稱——對當事兒童而言完全無關緊要。唯一關鍵的是，孩子能否實際利用這份托兒所名額。若因缺乏支援而無法就讀，紙面上的名額便不算是托育名額，而僅是行政上的虛構概念。

諾莎·奧貝爾（Noosha Aubel）不願以案件處理人員身分親自處理此案。然而，這項藉口顯然站不住腳。奧貝爾身為波茨坦州首府的市長，即是行政體系的最高負責人。她領導市政管理，決定其組織架構與職務分配，並對其運作承擔整體政治責任。她可以授權他人執行任務，但責任卻無法轉嫁。

因此，針對奧貝爾的行為，只有兩種可能的解釋——而這兩者皆構成政治與道德上的失職： 若她未獲知這起極為特殊且艱難的個案，或是在事發後遲遲未獲通報，則代表她的領導、資訊傳達與監督機制已然失靈——在此必須明確指出「這絕非藉口」，因為有確鑿證據顯示，2025年12月13日，在聖誕市集上，受影響的家長們當著數十名證人的面，再次——且這次是親自——向奧貝爾提出這項訴求。若奧貝爾已獲知情，卻至今仍未立即採取有效解決方案——在此方面，奧貝爾顯然直至今日（2026年6月12日）仍未盡責。因此，諾莎·奧貝爾市長既不能以職權劃分作為藉口，也不能以正在進行的程序或行政內部流程為擋箭牌。

市長有義務向公眾給出明確答覆：她從何時起知悉此案？她下令採取了哪些具體措施？誰應為該名兒童至今顯然仍未獲得配有個案輔導員且實際可用的托兒所名額負責？為何州首府的行政部門無法在一年內為一名重度殘障幼兒安排解決方案？

若對這些問題不予回應，不僅顯示缺乏透明度，更助長了外界的懷疑：波茨坦市政廳內，責任正不斷在各專責部門、職權範圍及法律見解之間來回推諉，直到無人願意為後果承擔個人責任為止。對於一位市長而言，這絕非可悲的溝通失誤，而是領導力缺失的駭人證據。

這種矛盾再明顯不過：就在今年二月，奧貝爾（Aubel）還代表波茨坦再次領取了「兒童友善城市」認證，並承諾將兒童權利具約束力地納入行政運作中。然而，對兒童的友善並非體現在頒獎典禮、媒體合影或動聽的行動計畫上，而是體現在行政運作變得困難、昂貴且不便之處。一項認證無法組織照護服務。一份行動計畫無法陪伴孩子度過托兒所的日常。而一份新聞稿也無法取代一名重度身心障礙兒童實際能使用的空間。

倘若當事人的陳述屬實，那麼「兒童友善市鎮」這項認證在此案例中便成了苦澀的背景佈景。當波茨坦市公開以兒童權利為榮之際，一名特別需要保護的兒童卻仍在等待這些權利的實際落實。政治口號與實際行政現實之間，不僅存在著一道鴻溝，更是一道道德深淵。

當波茨坦市政廳顯然仍在審查職權歸屬、轉交檔案並推諉責任之際，承受直接後果的並非行政機關，而是一位重度殘障幼童及其家人。儘管該兒童殘障程度達100級且照護等級為4級，據稱至今仍未獲得具備必要個人協助的合適托兒所名額。這項應受問責的行政作為目前正接受波茨坦社會法院的審查，律師阿克塞爾·卡普斯特（Axel Kapust）正為這名重度殘障幼童及其權益奮力抗爭。據當事人表示，在用盡國內法律途徑後，必要時亦將考慮向歐洲人權法院（EGMR）提出申訴。

倘若法院裁定該州首府的行為違法，最終可能需由公共資金負擔相關賠償或損害賠償金。政治與行政負責人做出或未做出決策——後果首先由這名兒童承擔，而帳單則由全體公眾買單。

這才是真正的醜聞：市政廳裡盡是官僚程序、拖延和推諉。孩子因此損失了寶貴且無法挽回的時間。最終，市民甚至可能還得為波茨坦州首府市政廳，以及由社民黨（SPD）和基民盟（CDU）共同執政的勃蘭登堡州政府中相關負責人的失職承擔財務責任。換言之，市民又得再次買單。

受影響的家長們已準備好在法庭上——並在媒體見證下——提出質詢，藉此向公眾闡明此案的來龍去脈，以及市長努莎·奧貝爾（Noosha Aubel）對此案的處理方式。那位重度殘障的幼兒也將出席庭審。

這是一項正當的要求：需要實際行動，而非空頭承諾

諾莎·奧貝爾市長必須立即確保為該名受影響兒童提供符合其需求的照護，提交一份經匿名處理且完整無缺的政府機關決策時間軸，並啟動真正獨立的調查。必須釐清：誰在何時掌握了哪些資訊、做出了哪些決定或疏於作為，以及是否存在失職、組織缺陷、監督疏漏或因殘疾而遭受歧視的情況。資料保護是為了保障這名兒童及其家人的權益——而非讓行政機關免於接受監督與查明真相。

此外，還應單獨且緊急地調查一項經證實的指控：在奧貝爾的前任麥克·舒伯特（53歲，社民黨）任內，曾發生過一宗涉及重度殘障兄弟姊妹的類似案例。若此指控屬實，這不僅涉及個人失職，更可能揭露波茨坦市政廳在領導與監督機制上存在全面性的結構性失靈。此外，關於波茨坦及勃蘭登堡地區重度身心障礙者反覆遭受不公平對待的疑慮，也必須以不預設結論的方式進行調查。此處尤其需要州長迪特馬爾·沃伊德克博士（64歲，社民黨）作出說明——根據多封掛號信及回執的證據顯示，他早已知悉此案，卻至今仍對這起醜聞置之不理。

只要缺乏妥善處理、透明度、獨立調查以及明確的後果，此案仍將是一起嚴重的政治醜聞，並對奧貝爾的執政構成巨大負擔。倘若她拖延調查或拒絕採取必要的後果措施，啟動罷免程序在政治上將具有正當性，這將如同其遭罷免的前任邁克·舒伯特（社民黨）的情況一樣，等同於立即解職。在此情況下，罷免不僅是無預警解職，更是一項受法律規範的民主程序。

努莎·奧貝爾是否足以勝任波茨坦州首府市長一職？

這是一個嚴苛的問題。但鑑於她迄今的施政紀錄，這個問題已無法迴避。就此事而言，奧貝爾並非單獨造成波茨坦的財政危機，且最終仍以壓倒性多數在議會通過了預算案。然而，通過一項赤字預算案並不等同於財政整頓；一份諮詢合約並不等同於策略；而「兒童友善」認證也並非兒童權利得以落實的證明。

波茨坦當前亟需三件事：一份具體數字化且可核查的財政整頓計畫、針對關鍵決策的可靠政治多數支持，以及對托兒所事件的徹底釐清——包括為該名兒童提供真正可行的解決方案。

在努莎·奧貝爾兌現上述承諾之前，對於她是否勝任的提問，答案尚無法令人信服地給予「是」。她獲得了72.9%的信任票。這個結果賦予了她

M.Motin